中美家教调查-虎妈PK猫爸差异大
新民周刊封面：家有虎妈
“虎妈”走红，并不偶然。教育是地球两端的共同兴趣。美国人说“中国虎妈”蔡美儿的教育方式太可怕，中国人则反驳说蔡美儿并非真正的中国人，并且中国妈妈的教育方式早已改变……一时争得不可开交。
“自由”、“个性”、“自尊心”固然重要，但是，一定就比学习成绩更重要吗？美国教育或许真不如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美妙，PISA检测结果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中国妈妈们有理由骄傲地说一句：我们培养出了更优秀的人才。但绝大多数的中国孩子是戴着应试教育的枷锁起舞，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童年的快乐重要，还是长大成人后的成功更重要？帮助孩子做出选择才是负责的妈妈，还是任孩子自我发展才是值得感恩的妈妈？应该禁止孩子做父母认为不该做的事，还是让孩子冒险尝试然后“碰鼻子转弯”？……这样的讨论可以持续很久，或许永远没有统一的答案。
“悍母”自白
蔡美儿的书在美洲、亚洲和欧洲几乎同时出版，但书名值得玩味。中国出版商把它当成育儿经来卖，抱着一种学习借鉴的心态；德国版书名比较中性，叫《成功之母》；而在美国叫做《虎妈战歌》，更像是一种挑战，而且这个时候出版“不是巧合，是操作”。
《虎妈战歌》，一本在正式出版前就已经炒得火热的书。
1月8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的官网率先刊登了一段书摘，挂的题目很噱头：中国妈妈为何胜人一筹？这段看似揭秘的育儿文章果然引起无数人的好奇（美国人当然占了很大一部分），紧接着，论坛里掀起了“难以置信”的尖叫甚至咆哮：怎么有这样无情的悍母，如此苛待自己的孩子，居然还自鸣得意地写成书！
属虎的美籍华裔母亲蔡美儿成长于精英家庭，为了杜绝“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在自家应验，将父辈的森严家规一脉传承，和两个女儿约法N章：不许在外过夜；不许参加玩伴聚会；不可以经常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课外活动；任何一门功课的学习成绩不能低于“A”；不许不学钢琴和小提琴……在这位虎妈的严格调教下，大女儿索菲娅14岁就把钢琴弹到了世界音乐的圣殿――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小女儿路易莎在12岁那年，当上了耶鲁青年管弦乐团首席小提琴手。
生活中的那么多规矩以及虎妈逼迫女儿练琴的细节俨然吓坏了一向“宽纵”的美国父母，两个小姑娘成为音乐神童不是重点，蔡美儿的“狠”才是问题，比如当面拒收女儿“没有用心制作”的生日贺卡。有人甚至发出倡议，别去买《虎妈战歌》。美国《时代》周刊由此探讨“严格管教是不是出路”的时候，封面配图是这样的：一个拉着小提琴的女孩，怯怯地仰视叉着双臂的母亲，母亲的脸并没出现，套句现成的台词，却是“霸气外露”。
“虎妈”背后的大文化
蔡美儿的书以及所谓“虎妈”式教育，必须置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去理解。无论是批评还是欣赏，直接将其等同于中国国内的家庭教育方式，会造成很多误解。
“虎妈”是谁？
她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是一位地道的“美国妈妈”，但她那张中国面孔和圈养式的教育却令美国人给她贴上了“中国妈妈”的标签。中国人觉得蔡美儿不靠谱，因为她不知道孔夫子庙门往哪儿开就敢谈“东方教育”，就像用火鸡去熬香菇鸡汤，不是那个味儿；美国人不待见她，知名主持人在电视上和她互掐，因为看不惯她喝了这么多年洋牛奶，居然还会对不肯练琴的孩子“动粗”。
似乎最应该理解“虎妈”的群体，就是生活在美国的华裔。他们见过每天在花园里捉蝴蝶的美国孩子，偶尔怀疑知识会不会像蝴蝶一样飞到孩子脑子里，他们也听祖辈讲起“囊萤映雪”，知道中国满大街钢琴十级的孩子是怎么教出来的。可事实上，美国华人对虎妈也褒贬不一，指摘声不绝于耳，而深谙中美文化差异、处于精英阶层的旅美学者又是如何看待“虎妈”的？对此，《新民周刊》对美国塔夫茨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兼中文部主任钟雪萍进行了越洋采访。
“虎妈”=“中国妈妈”？
新民周刊：“虎妈”蔡美儿的两个女儿都在音乐上出类拔萃，但她的中国式教育方式受到很多西方读者的抨击，“虎妈”的经历是不是说明中国教育比美国教育更有效？
钟雪萍：首先，蔡美儿的书，及其在美国网络上引起的激烈反应，本质上并不是中美教育孰好孰差的问题。《华尔街时报》上的选载似乎刻意摘选了极端内容。蔡说明她的“中国母亲”特指美国社会里的华裔，泛指那些东亚和其他她认为比较重视教育的少数族裔。问题是，《华尔街时报》的摘选，配上了“为什么中国妈妈更厉害？”（Why are Chinese Mothers Superior?）的题目，“中国母亲”用了复数，便有泛指所有中国人的意思；紧跟着就是英文的 “superior”，意为更好，更高一筹。似乎表示“中国”（的母亲）比“西方”（的母亲）要好。刺激了很多美国人。这种媒体炒作，不但有商业效应―― 蔡美儿的书立刻成为畅销书，亦反映了当下美国社会内部本身的焦虑，以及对“中国”的复杂心态。据说，《华尔街时报》网站上一篇文章的跟帖超过7000多人次，这还是第一次。
我个人的基本看法是，根据蔡美儿的书作中美教育比较，不合适。很难抽象说“中式教育”和“西式教育”有什么根本冲突。华裔家长身处和直面美国主流文化，文化差异会直接出现在作为家长的他们和受美国主流文化影响的孩子之间，所谓中式西式差异便会产生紧张甚至冲突。
新民周刊：虎妈育儿法是否代表了美国华裔家长普遍教育方式？在美国的中国人是怎么看的？
钟雪萍：蔡美儿列举她“中国式”教育的具体内容，除了各种“不准”以外，还骂女儿“垃圾”。尽管任何社会都会有人用极其难听的话，骂自己的孩子，但很少有人会如此自曝于众。不过华裔家长比较严格，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是挺普遍的。网上一些出自华裔青年的跟帖，说自己最恨的就是父母管得太严、太多，所以讨厌所谓虎妈育儿法。大多数在美华人对这位“虎妈”育儿法背后的东西，会有一种熟悉感，但蔡美儿的做法太极端，不代表华裔家长的普遍方式。
新民周刊：蔡美儿本身是移民二代，她的成长中也受到父母的严格要求。一个移民家庭从抵埠到融入主流社会，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移民家庭教育子女是否比一般美国家庭更严格？
钟雪萍：确实，移民家庭往往有生存压力，严格要求子女，既有文化原因，也有社会和经济原因。从移民史看，华人移民中有贫富之分，阶层之分，有的第一代是没有受过教育的穷人，有的第一代是大学毕业到美国读研，有的是非法移民，等等。华人“融入主流”还是个学术话题。不少学者曾撰文讨论，为什么一百多年前作为劳工来美国的华人，至今经常还会被人当作“外国人”。自1882年通过禁止华人入境的法案，美国国会直到1943年才废除此法。
最近二三十年来，华裔在美国被称作“模范少数族裔”，主要因为华人似乎更重视子女教育，他们的子女中，往往学习成绩相对比较好，能上好大学，能找到收入高、相对稳定的工作。不过，正如蔡美儿所说，其实很多其他族裔，也重视教育，也有对子女以自己的文化理念和方式进行教育的倾向。
美国作为移民社会，总有与主流文化相对应的、不同族裔“原文化”的影响，其中有顺应主流的，有抵制主流的，也有两者兼具的。蔡美儿的书以及所谓“虎妈”式教育，必须置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去理解。无论是批评还是欣赏，直接将其等同于中国国内的家庭教育方式，会造成很多误解。《华尔街时报》网站上的激烈反应，折射出的是美国人的焦虑，是对中国的负面认识。不少美国人直接把蔡美儿的极端做法等同于“中国人”，等同于“中国”，进而强化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面对消费文化的对策
新民周刊：《虎妈战歌》中写道，西方家长很注重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善于鼓励孩子任何微小的进步，而东方家长很少在公开场合表扬孩子，认为维护孩子自尊心最好的方式是督促他们努力勤奋，在技艺上获得提高，来赢得别人的肯定，孩子将来也会感谢父母。您认为哪一种更正确？
钟雪萍：很难做这道选择题。因为她说得太简单。我不认为这里有“正确”与否之分。两者都可能走过头，事实上也都有走过头的。对孩子自尊心应有的尊重，不一定就要鼓励任何微小的进步（过分表扬，过分担心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亦可能导致孩子接受不了挫折）；对孩子严格，也不一定不公开表扬。用心的家长，会根据自己孩子的性格选择合适的方式。
不过，有必要把问题说开一点。
美国60年代出现“反文化”潮流。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作为这一反叛潮流主体的“婴儿潮”一代（1946-1965年期间出生），伴随着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形成，以及消费资本主义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和形成，从“反潮流”走向主流，对美国文化在诸多方面的变化影响很大。其中之一，就是家长与孩子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育儿的理念和方式更“自由化”，并逐渐成为主流。既有你所说的注重保护孩子的自尊心，鼓励孩子任何微小的进步，也提倡尊重孩子的个性，鼓励独立性。这些理念来自“自由派”的理想主义。抽象而言，“自由”、“个性”、“自尊心”固然重要，但是，现实中这些并不保证孩子同时又能学习好。理想主义在实践中往往会走样，尤其是当社会本身面对的问题发生变化时。
在以消费文化为主流的社会里，所有人面对的是一个从小就充满不同诱惑的物质世界。面对这些诱惑如果没有成人应有的干涉，对很多涉世浅、但又自觉了不起的孩子来说（很多时候，孩子会利用“权利”、“自由”的话语为自己的欲望服务），很难做出最终对自己有利的判断。蔡美儿代表了一种成人介入的方式，但属于极端。
我想，大多数华裔家长介于中间，既比较重视教育，也顺应美国主流文化（有些是相信它，有些则出于无奈）。事实上，很多华人的孩子，常跟自己父母的教育方式发生冲突，因为他们更愿意接受主流文化提倡的自由、个性和权利。不过，当这些孩子最终在社会上取得一份比较好的工作时，似乎都比较感谢父母当初的严格要求。
这种感谢即有其深层的文化逻辑，更有其政治经济逻辑。在政治和文化重心越来越向资本倾斜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被严重剥夺，社会经济地位下滑，文化上受歧视。这时，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传统便显出与资本接轨的逻辑：读书有用，因为那是得到“黄金屋”的资本。但不下点功夫，光靠“自由”、“个性”和“自尊心”，知识无法自然而然跑到孩子们的脑袋里。所谓“虎妈育儿”以及对它的激烈反应，显现出的就是这个悖论。
新民周刊：从书中看来，西方父母更尊重孩子的意见，蔡美儿的丈夫杰德小时候放弃了学习小提琴，因为父母把选择权交给他。但中方父母认为，孩子在形成独立人格前，不能为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通常会好逸恶劳，父母应该帮其做选择，这对孩子的未来更有好处。现实是如此吗？
钟雪萍：我的学生里，有很多非华裔的美国白人，他们中受父母影响选择专业的大有人在。同时，不少华裔学生，一开始确实按照父母的愿望选择专业，最多的是读生物专业，准备本科毕业考医学院。但因为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学医，于是改专业的，也大有人在。
事实上，最近一二十年来，不管族裔背景如何，很多美国中上阶级的家长越来越包办孩子的事情，尤其是与教育有关的事。最近在美国一些大学、中学和其他场所，相继放映一部题为Racing to Nowhere（《方向不明的竞跑》）的有关教育的纪录片，记录中上层阶级的孩子们，在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压力下，感到心力不支。
PISA启示录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家长成为应试教育的帮凶，总是以比老师更严厉的教育者的身份出现在孩子面前。如果能蹲下身来跟孩子一起成长，或许对双方都有益。
这两天，网上流行个段子，叫《别人家孩子》：从小我就有个宿敌叫“别人家孩子”，这个别人家孩子从来不玩游戏，从来不聊QQ，天天就知道学习，长得好看，又听话，回回年级第一，考清华，望北大，能考硕士博士圣斗士，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甚至会刀枪剑戟……
这话明显说到了很多人的心坎儿里，老是激动地表示深受“别人家孩子”之苦。可见，中国的母亲爱攀比，主要在孩子的成绩方面。又可见，中国的母亲有多焦虑，尤其是在孩子升学考试的时候。于是，打从孩子在娘胎里起，很多母亲就开始了比赛，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跑过家隔壁的，跑过同班同校的，最好有天跑到世界前头。
不久前，在一个叫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sessment）的国际测试中，咱们自己家的孩子倒是大大地给长脸了：上海学生在最新的测试中以大比分优势名列榜首！
PISA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00年推出的成员国合作项目，每三年一次分别对15岁义务教育末期学生进行阅读、数学、科学水平的评估，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生学习评价项目之一。前三届的PISA冠军纪录都由北欧国家芬兰保持。
2009年4月，上海152所学校的5115名学生，代表全市各类中学约10万名15岁在校生，参加了由65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参与的第四届PISA测试，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参加（之前，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北先后参加了PISA）。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上海学生的好成绩不但让国际震惊，连国内的教育者都没有料到。这更让一些西方国家敏感：如果说经济增长是眼前的，那么教育就是影响未来的。美国《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及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撰文称：对美国的战略挑战并非中国的隐形战机，而是中国公众改进教育体系的决心，以及向外部世界学习的激情。（在2009年PISA测试中，美国学生的阅读、科学、数学排名分别为第15、第23和第31。）克里斯托夫还说，在他所到过的中国南方一个非常贫穷的小村庄，那里农家子弟的数学水平，都比纽约最好的公立学校的孩子要高出好几个等级，可见中国的数学教育达到了一个多么高的水平。他认为儒学思想对教育的重视已深深地浸润于中华文化，由此才衍生了中国学校体系的最伟大的力量。
面对一些国内媒体的夸大其词和境外媒体的“威胁论”，上海教育界的心态倒是比较坦然。在去年12月8日召开的上海PISA结果情况介绍会上，PISA中国上海项目组组长张民选强调：“上海并不代表中国，我们要理性地看待结果，不要因为有一点成绩就大喜过望，也不要因为有一些不足就觉得不可救药。”
母亲是更严厉的老师
“拿到第一并不是最有价值的，可贵的是测试背后海量数据所传达的信息。”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心/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俞可指出，上海学生在PISA中获得全优成绩，吸引了世界目光，对国外研究学者来说，这是初探了中国基础教育的水深。但关起门来，我们也要反观自身，找出问题。
以阅读素养分析为例，上海学生在概括段落大意上已经训练有素，但汲取大量信息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习惯由老师提供现成材料；另外，在阅读图表、清单等非连续性文本上表现相对薄弱；而在策略学习运用中，上海学生的自我调控策略低于OECD平均值，说明学生还不善于自己选择、判读、反思阅读材料的重点、难点，自助学习能力还不够。
另一方面，PISA数据显示，在65个国家和地区中，上海学生报告的每周校内上课时间位于第14位，校外上课时间为第9位，校内外上课时间总量位于第12位。那为什么中国学生普遍觉得课业负担偏重？“设计测试方案的专家没有将家庭因素考虑进去――在中国，家庭是一所更严酷的学校，母亲是一位更严厉的老师。”俞可说。2009年出炉的《闵行区小学生课业负担情况调查报告》对课业负担重的原因分析表明，有22.79%的学生视老师布置的作业数量多、难度大；78.21%的学生指出，课业负担重的原因主要在于父母经常加码。有一所上海学校曾经搞过一项快乐指数调查，样本数虽然不大，结果却很有意思：小学生在学校的幸福指数远远超过在家庭的幸福指数。“现在没有了小升初的考试，压力都转嫁到初中，学校庆幸可以把素质教育搞得有声有色，但学生的负担并没有因此减轻，因为负担从体系内转到了体系外。”
俞可说，在虎妈事件出来之前一年，国外网上就流传这么一个帖子，大意是在美国高中，“中国妈妈”成为一个贬义词，因为她们爱攀比学习成绩。“这种中国母亲特有的焦虑是隐含在中国文化基因当中的，比如古有孟母三迁。”现在美国媒体大炒虎妈，一方面是营销手段，另一方面似乎在安慰美国爸妈：中国父母是这样培养子女的，你们愿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换取第一名？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家长成为应试教育的帮凶，总是以比老师更严厉的教育者的身份出现在孩子面前。如果能蹲下身来跟孩子一起成长，或许对双方都有益。”目前国内一些母亲也开始学习西方母亲那套相对开明的教育方式，比如有位“番茄妈妈”，坚决不给孩子早教、不让孩子读奥数，不择名校……不过在目前阶段，“番茄妈妈”还是属于另类，最终还是要被整个文化环境所裹挟、随大流，除非拥有特殊的社会资本。
办特色学校，而不是精英学校
中国母亲的概念中，“重点学校”是个非常有分量的词。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分到一杯羹，给孩子择校是门技术活。
我们的择校标准是选最好的，而不少西方国家的择校概念是选有特色的，符合自己的个性的。“我认为，应该像发达国家学习怎样办特色学校，而不是一味追求办精英学校。”俞可说，上海市教委最近责成上海市中小学校长制定课程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很多校长为此动足脑筋，但是，“从校长们最初草拟的方案中，看不出学校的特色，而我们从旁观者角度，发现其实很多学校亮点不少，为什么不把这些亮点放大，发展为自己的特色呢？”
记者去年在芬兰访问期间了解到，他们没有所谓的“重点学校”、“普通学校”之分。那么为何这个人口数量约535万的小国家能屡屡摘得PISA第一呢？芬兰人历来重视教育，平均学习时间比许多国家长，推崇学习知识和技能。学校与学校之间不会做无谓的竞赛和排名，同校之内也没有“好班”和“差班”之分，不标榜精英培养，强调的是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整体全面发展。所有评估与考试都是为了让学生知道如何自我改进，而不是为了互相比拼。芬兰教育部国际教育交流署（CIMO）联络官员唐克摩（Juha-Pekka Tahkamaa）接受本刊采访说，芬兰学校和家长之间会经常互动，一起找出让孩子趣味学习的方法。学校老师可以自由设计教学大纲和教育模式，这样不仅能激发老师的教学能力，还能迎合学生的需求。
“有许多人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考试有指挥棒，尤其是高考。我觉得问题不在于高考，而是在于人才评价的单一化，我们只有一个高考；如果对于人才采取多元评价的方式，或许能使中国教育走出应试教育的困境。”俞可表示。
以芬兰为例，高等教育学校分为三类：一类是职业学校，相当于我们的中专再高一些；一类是比较专业的应用性大学，拿的也是本科学位，不过技术性和应用性都比较强；第三类是综合性大学，基础研究更多一些。学生在择校时就会想清楚，喜欢做学术的人才去综合性大学，如果只是想找工作就会去其他两类学校。大学的选择不代表成绩好坏或者是否聪明，只代表职业倾向性。或许这也给我们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一个启示，特别是，名校不是独木桥，做一个独立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更重要。
